实为道玉，甘做路石：好老师少有，好校长更稀缺
实为道玉，甘做路石
好老师少有，好校长更稀缺
回望整个20世纪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中国教育的两个黄金时代，也是两个最具生机和活力的人文时代，尽管发端于几位校长的创造，这些校长却是容易被低估的一群人——
学校里，校长并不直接面对学生，其存在感远不如一个好老师突出，与学生的联系也不如老师直接；在社会中，校长的贡献也仅仅局限在校园之内，哪怕名校校长，其影响也远不及企业家、政治家。
也正因此好校长极为稀缺，他必须具备特殊的品质——一个缔造一流大学的教育家；一个成就无数人才的伯乐；一个让人心生向往的精神符号。
尤其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教育的黄金年代——80年代：每当反思中国教育，人们总习惯将目光转向欧美，或者追溯到上世纪的民国时代，其实，四十年前的中国教育，曾经诞生过一段可以媲美欧美和民国教育的奇迹——刘道玉和他创造的“珞珈山奇迹”。
而理解什么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需要的“好校长”，就不能不谈刘道玉，这个有“当代蔡元培”之称，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最好的校长”。
▌武大的珞珈山奇迹：谁是一流大学的缔造者？
一个好校长，是一个缔造一流大学的教育家。但是，对于“什么是一流大学”却常常存在误解：
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大学是为了培养具有某种技能、完成某种使命的人才。这是将人当作工具的实用主义。其实，人是目的，不是工具。
教育的起点，是明是非、别善恶，而终点则是追求真理，因为追求真理才是教育的真谛，是人类最高、也最美好的理想。
每个人来到世间，都负有使命。刘道玉的使命，就是壮大真理、爱生如子。他革新中国教育，为国家抡才，为民族养士。他的舞台，就是80年代的武汉大学。
然而在刘道玉刚刚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之时。大学里狂热反智、人才凋零。追求真理需要的常识长期被颠覆、人性的是非善恶长期被政治左右。
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，打造一片教育的沃土，就如同在一片荒漠中打造一片绿洲的奇迹，何其之难？
不知道问题和痛点，就无法有的放矢，也做不到一针见血。没有多少人比刘道玉更清楚教育的问题所在——他很早就心系教育，甚至直接参与了高考的恢复工作。对于“真正的教育”的丧失，他看得很明白：
他深知：创造性的成果既不是由科研规划出来的，也不是由领导重视和号召出来的，更不能靠搞群众运动，而只能诞生在自由的园地里。中国并不缺乏有识之士，缺少的是在现实的重重禁区之下，敢于行动的勇气和魄力。
一个能创造出“一流大学”的教育家，更像是一个具有创新开拓精神的企业家——他要拥有理想和将理想变为现实的能力：有穿透时代问题的洞见；有切实可行的理念和方法；有不畏挫折的勇气和魄力。
刘道玉作为一个教育家的魄力，以一系列改革举措，让武汉大学成为了整个八十年代的先行者，一个难以再现的教育奇迹——
· 取消政治辅导员，开设导师制和学术假制，使得教师队伍形成学术至上的作风。
· 学分制、主辅修制，使学生可以自主形成知识结构；
· 转学制，让学生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；
· 插班生制、贷学金制，为学生的学习广开“方便法门”。
何为奇迹？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看——当年的武大，校长不像校长，学生不像学生。
有学生记得，在开学第一天，刘道玉就讲：“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，你们可以不听。”
据当年武大学生回忆：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，讨论问题。他们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、举止优雅。因此学生们形容他说，仿佛不是回家吃午饭，而是去赶一个外事会议。
学生们可以组成讨论会，探讨各个学科最前沿的问题。据说，只要学生们邀请，刘道玉校长会尽可能推掉其他事情，参与讨论，倾听学生们的声音，这个被称为“快乐学院”的群体，至今仍是刘道玉的骄傲。
刘道玉的个人魅力，加上他直击要害的改革措施，武汉大学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。当时的武大，成为全国各地学生们最向往的学校，武大的目标，并不是争当中国第一，而是奋起直追世界级名校。
刘道玉的专业是化学，他最初梦的想是成为一名化学家、发明家，诺贝尔是他的偶像。而当他服从组织安排，成为武汉大学校长之后，他却收获到另一种乐趣：“培养出让自己尊敬的学生而骄傲。
珞珈山下、东湖水畔，在他担任武大校长的八年，送走了近2万名天之骄子。中国失去了一位化学家，却多了一位世界级的教育家和无数名杰出的“武大人”。
原为武大教师的陈加宽先生曾说：“解放前的校长我最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，解放后是匡亚明和刘道玉。”他撰文称：“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。”那个年代，武大最耀眼的不是它的樱花，而是由刘道玉和他的教授、学生们共同缔造的珞珈山奇迹。
▲与刘道玉血脉相连的武大，位于美丽的珞珈山
▌爱生如子：为时代相马的“伯乐”
一个好校长，更是一个能为时代相马的“伯乐”。
人人都知道人才的重要。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的兴盛，都离不开人才。但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，稀有的从来不是人才，而是能识才用才、护得住人才，让一个个人才各得其所、而不是平白消耗的“伯乐”——
有伯乐的识见，一个人才能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；有伯乐的知人善任，一个人才能在他最适合的位置上；有伯乐不遗余力的提携，一个人才能不断突破自身的局限，不断成长蜕变。
刘道玉至今仍被人不断提及、感念，就在于他为了人才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绞尽脑汁，不遗余力。种种“爱才如命”的行径，让他的学生易中天感慨道，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，而是一个战士——
越是有思想、敢表达的人才，越是容易“因言获罪”，卷入社会舆论和政治的漩涡。没有伯乐挺身而出予以保护，人才往往就此被不宽容的时代洪流所吞噬、淹没。
1980年5月，一封署名“潘晓”的读者来信《人生的路呵，怎么越走越窄……》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。
当时作为武大学生的赵林写道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，而人首先是个人，所以每个自觉到自我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，“我就是历史”。他的声音掀起了进一步讨论的高潮，但却被评价为不当言论，这位酷爱哲学的年轻人一时竟断送了学术前程。尽管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武大哲学系的研究生，但该系以“政治不合格”不予录取。
是刘道玉顶着巨大的压力，不顾政治的风险，而将赵林保护起来——把赵林留在由刘道玉担任所长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所工作，等风头过去，再把赵林分配到哲学系当教师，以了却他的夙愿。
多年以后，已经是著名哲学家的赵林遇到刘道玉时，仍然颇为感慨：“校长，我真的非常幸运，如果你当年不把我留下来，我真不知道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子。”
易中天能够留在武大从事教学研究，同样离不开刘道玉的竭力周旋。易中天从武大毕业时，按当时的政策和制度，他必须回到新疆的原单位继续做中学老师。对于他这样的人才来说，过早地结束学术生涯，无益于杀鸡取卵。
是刘道玉尝试了各种办法，最后一直找到教育部长，答应每年动员五个本科生去新疆，才换来易中天留校。
越是天才，越需要放他到广阔的天地中去。很多时候，没有伯乐的推波助澜，天才很可能被困在狭窄的环境中，蹉跎了才华。刘道玉一生帮助学生无数， 但是若论遭遇最坎坷，又最杰出的学生，非杨小凯莫属。
杨小凯是标准的“革命二代”，18岁那年因一篇《中国向何处》的万字长文入狱10年。但在狱中，他却通过自学，成为那个年代接受教育最好的年轻人。
据刘道玉校长亲述：十年牢狱之灾出狱后的杨小凯，非常坎坷。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以后，小凯报考了北京某大学，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。1979年，报考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，又被取消参考资格。
当刘道玉听说了杨小凯的情况，当即希望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。正好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到刘道玉先生下榻的饭店看望他，刘校长当面向他提出了调动杨小凯的想法。为了做细工作，刘道玉还拜访了杨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先生，并获得同意。
▲杨小凯翻身的三大推手：于光远、刘道玉、邹至庄
就这样，杨小凯虽然没有正式入过大学的门，但却以自学和研究的成果获得了世人的器重，从而成了武大的一名教师。一年后，经教育部批准破格晋升杨小凯为讲师，并据此给他定了工资级别。
1982年7月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致庄教授来武大讲学，他对杨小凯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，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。
可是，那时还处在拨乱反正期间，左的思想还占据着主导地位。刘道玉把杨小凯的出国申请提交讨论，结果绝大多数的常委不同意他出去，认为他坐过10年牢，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，像他这样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刘道玉势单力薄，杨小凯出国的申请遭到了否决。
刘道玉把情况告诉了小凯，并对他说：“看来，现在只能绕道走，撇开武大党委。”刘道玉建议杨小凯请邹先生给上层写一封信，明确要求你去他那里读博士学位。果然这一招很灵，刘道玉很快收到了中央信件批示：“邹先生的要求应当支持，请武汉大学办理。”
有了尚方宝剑，刘道玉就不再把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去讨论了，而由他直接批准杨小凯出国。次年5月，刘道玉又批准杨小凯的妻女去美国探亲，这就解除了杨小凯的后顾之忧，使之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。
小凯出国后，刘道玉跟他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。两人亦师亦友，并彼此引以为傲。杨小凯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，又历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讲师、教授。1993年，他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。杨小凯是改革开放以后30万留学生中的第一个院士，是真正的佼佼者。美国媒体评论说：“华人经济学家中，杨小凯是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。”
1984年，就在小凯的成果逐渐被世界认可同时，国内却响起了批判他的声音。甚至，不少人以此为把柄攻击刘道玉。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就公开说：“杨小凯是刘道玉脸上的污点之一。”
刘道玉并不曾为帮助过小凯而后悔，他遗憾的却是没有办法实现跟小凯的约定。
▲杨小凯与诺奖得主布坎南
当年前往美国深造之时，杨小凯曾和刘道玉校长约定：学成归国，一起把武汉大学办成世界一流高校。然而，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因为大环境突变，随着刘道玉校长的被免职，这个约定终成泡影。
这是刘道玉和杨小凯的遗憾，也是中国的巨大损失。
为了让人才脱颖而出，他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绞尽脑汁，不遗余力，光是教育部就不知跑了多少次，找了多少人。
可以说，没有刘道玉这位伯乐，就没有这一张张代表了中国文化新生的名片：邓晓芒、李百炼、彭富春、杨小凯、野夫、易中天、於可训、张在元、赵林、艾路明、陈东升、葛鸿伟、田源……
今天，他们是中国学界、商界的“顶流”；当年，他们都是刘道玉最爱的人——在他最新出版的回忆录《其命维新》中，第七章的标题，就是“爱生如子”这四个字。
▲刘道玉时代的武大师生
▌一个让人向往的“精神符号”
1988年，正当武大的奇迹震动世界时，刘道玉却突然被免职。持续近十年的教育奇迹戛然而止，“刘道玉时代”成为历史。
被免职后，刘道玉曾被委任某市市长等高官，但是他专门赴京谢绝任命。他说：“我不会做官，只会办教育”。也有世界名校发来邀约，他却以“我做不了拉赞助的校长”婉拒。
经历过高光时刻，又在高峰中跌落，刘道玉没有怨天尤人，也没有沉迷于昔日荣光。他潜心研究教育理论，还成立了刘道玉教育基金会，将慈善注入教育。
三十多年笔耕不辍，但他的所思所写，不是为自己辩护立传，而是探寻“何谓人才、何谓大学、何谓教育之真谛”等追本溯源的大问题，以及中国教育转型的现实路径。这些作品，是传承、复制珞珈山奇迹的密码。
他斥责功利化的教育是“无意义地戕害人性”，对官僚化、背弃现代文明的教育更是深恶痛绝。
他的所思所写，不是为自己辩护立传，而是探寻“何谓人才、何谓大学、何谓教育之真谛”等追本溯源的大问题，以及中国教育转型的现实路径。
2008年以后，刘道玉受熊彼特、德鲁克等大师的启发，从“破坏性创新”、“管理者的领导力”等角度，为自己的教育实践注入新鲜血液，尤其在“如何发现天分、如何培养人”等具体问题上，有了新的理解和阐释。
他对教育的诊断和设想，无一不指向其病根所在。但是他说：“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，只有行动起来、努力改变现状，才是对理想的拓荒。”
刘道玉开创的奇迹，常被归因于他的人格魅力和教育家才能。但真正成就“70年来最好校长”的，其实是他的“教育家精神”：爱生如子，不甘让天才埋没、被戕害的大爱；为民族抡才养士的使命；为捍卫神圣不可侵犯之教育规律的“教条主义 ”。
最难能可贵的，是他“实为道玉，却甘做路石”的谦卑——天才可能成为改变时代的巨人，但像刘道玉这样的教育家，却成就了无数个巨人。
他甚至成为了教育的一个精神符号，正如蔡元培已经与北大、与民国的教育画上了等号；刘道玉早已等同于武大、80年代的教育画上了等号。
过去，他引领并激励了一个时代的变革与转型。他是“武大精神”的代名词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象征。谈起那个时代，他的名字，就熠熠生辉，照亮了整个时代的人文精神——
曾经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“钱学森之问”，就是说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呢？”
很多学者都曾试图回答，但是都没有触及一隅。而刘道玉校长已经用自身的理念行动、人格魅力、生平际遇给出了最丰满的答案。
一个源源不断产生人才的学校，教育家给人才创造适宜的环境、伯乐让人才自由成长、时代符号给予精神指引，三者缺一不可。
没有这样的“好校长”，真正一流的大学和教育，只能如水中花镜中月。追求真理的真教育，永远不会战胜学以致用的功利化迷思。
教师节是感念师恩的日子。但有一类特殊的像刘道玉校长这样的老师，同样值得被感念。
因为刘道玉校长身上，凝聚的不仅是一个过去的时代，也是当下的一面镜子，未来的一盏灯塔。读懂刘道玉，就是立足中国，来看教育的可能性，一个理想的教育、理想的大学该有的样子。
为此，先知书店诚挚推荐《其命维新：刘道玉口述史》——除了真实还原80年代的教育奇迹以及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，还汇集了刘道玉最近三十多年的思想历程与研究成果，书中最后一章，更是刘道玉未完成的改革设想的首次公开。因此，《其命维新》是88岁高龄的刘道玉迄今最看重的一本书。
无论是今天仍然在学校教育中前行的学子，被焦虑裹挟的家长，还是心系教育未来的人，都不应该忘记刘道玉；不应该忘记曾经还有这样一个时代，有这样一个校长，和一群为了教育，为了理想和未来，而毫不惜身的人。识别下图二维码，即可一键收藏（还可在规格中一并收藏杨小凯作品）。阅读本书，重温那个已成绝响的学风和校风，一瞥高等教育曾经有过的一抹短暂亮色。